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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监管资讯 2020年第12期
信息来源:本站  ‖  发稿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23日  ‖  查看2436次


监管动态

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3月16日定向降准 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0年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在此之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支持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以上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搞大水漫灌,兼顾内外平衡,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点评

此次定向降准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其中对达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标准的银行释放长期资金4000亿元,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1500亿元。短期来看,目前国内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长期资金的释放有助于缓解银行负债端成本压力;长期来看,此次定向降准有利于促进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利率降低,进而达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

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的通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和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坚决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因此3月18日财政部印发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继续增加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区倾斜,兼顾人口较多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认真落实资金管理制度各项要求,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加紧完善2020年度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做好项目库动态调整,强化项目论证,严格入库审查,落实公告公示制度,提高项目库规范化建设水平。二是针对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优化政策举措:疫情防控期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有关要求,按照《国务院扶贫办 财政部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 确保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通知》(国开办发〔2020〕5号)执行;对已经实现稳定脱贫的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支持非贫困县、非贫困村贫困人口脱贫;各地要将支持贫困地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带动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贫困县根据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效需要,按照“因需而整、应整尽整”的原则,统筹安排整合资金项目,不得安排未纳入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的非扶贫项目;各地不得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其他整合资金用于美化、亮化、绿化等各类“造景”工程、形象工程;坚持因地制宜推进资产收益扶贫工作,坚守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县域经济的初心,坚决纠正简单入股分红、明股实债、扶贫小额信贷“户贷企用”等各类借资产收益扶贫名义实施的违规行为。三是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各地要将审计、巡视、考核评价、排查梳理等工作中发现的资金问题建立台账;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和地方财政监督部门要充分发挥就近就地的监管优势;省级财政、扶贫部门应当结合实际,对上述政策要求进行实化细化,制定可操作性的具体细则印发市县。(财政部官网)


点评

“四个不摘”要求包括“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此次通知的发布,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扶贫资金管理、规范项目收益分配,是完善减贫带贫机制、优化扶贫政治举措的重要一步。

证监会批准开展液化石油气期货及期权交易

证监会近日批准大连商品交易所开展液化石油气期货及期权交易。液化石油气期货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液化石油气期权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为相应期货合约有成交的下一个交易日。

液化石油气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和化工原料。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液化石油气进口国和消费国,开展相关期货及期权交易,将为产业企业提供公开、连续、透明的价格信号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促进相关企业稳定经营,推动液化石油气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步,证监会将督促大连商品交易所继续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液化石油气期货及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中国证监会官网)


点评

 近年来,我国液化石油气市场发展迅速、消费量持续攀升,此次证监会针对其期货及期权同步批准开展交易,一方面为液化石油气现货定价提供了市场价格参考,另一方面也为市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投资、避险工具,此外,结合当下疫情时点来看,液化石油气期货及期权交易的批准也将有助于相关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开展,对于整体经济而言意义重大。


观点聚焦

蔡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蔡昉撰文写到,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打好复工复产、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攻坚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需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应对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从国内外发展环境来看,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多重挑战,既有来自供给侧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降低的压力,也有受到逆全球化暗流、世界经济减速和中美经贸摩擦的不利影响,在需求侧形成对实际增长率的下行拉力。今年以来,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严重波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使经济活动受到一定抑制,复工复产进度也低于往年同期,不可避免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

眼下,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通过实施有力的救治和防控措施,出台一系列促进复工复产、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总体来看,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局部和暂时的。从全年来看,我们有信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疫情的冲击,实现这些目标任务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由于2020年前两个月经济景气明显低于往年同期,因此在后来的时间里挽回已有损失、取得尽可能好的全年结果,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其次,疫情的干扰虽是暂时的,但民生不可有须臾的停顿,因此,恢复经济活力时不我待,要以只争朝夕的速度推动。总的来看,2020年是重要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完成好“十三五”规划各项任务的收官之年,完成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具体来看,此次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经济波动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非典型、非传统冲击的类型。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宏观经济波动是需求侧冲击(如金融危机),也有少量情形来自供给侧冲击(如灾害和能源短缺冲击)。冲击也可以分为内部生成型和外部冲击型。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消费受到抑制,属于需求侧冲击;二是开工复产受到阻碍,属于供给侧冲击;三是因要素流动受阻和部分供应链暂时性中断而造成外部冲击,加上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二者交织叠加使疫情冲击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产生相互强化的效应。针对这种特殊挑战,我们要对既有政策工具进行良好组合、协同创新运用。其中,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优势和挖掘消费需求潜力的举措,应在诸种政策组合中居中心的地位。

科学认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既需要供给侧的驱动力,如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类因素在经济学中通常用生产函数表达和度量;也需要需求侧的拉动力,如净出口、资本形成(投资)和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这些因素在经济学中通常用国民经济恒等式表达和度量。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经济增长驱动力需要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力也需要从依靠外需和投资扩张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扩大。

转变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方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长期以来投资在需求拉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快速增长也总是伴随着高投资率。比如,在过去20余年中,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是一种常态,并且GDP增长率与资本形成贡献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扩大投资常常被用来作为应对经济冲击(如出口下降)时的替代需求因素。比如,在过去20余年GDP增长的需求因素中,资本形成贡献与净出口贡献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看到任务和挑战艰巨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方面,我国有特有的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既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重要保障,也是化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的制胜法宝。可以从几个方面认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消费需求的现状、趋势和潜力。

 首先,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规模具有“超大”的特点。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最终消费总额全球为62.6万亿美元,中国为7.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11.6%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中国自2010年就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最终消费规模在这组国家中占比高达46.9%左右。虽然就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庞大,最终消费总额已经相当于欧元区国家总水平的71.8%左右。

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消费规模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充沛的后劲。2008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8.5%,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3%)以及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0.7%),并且保持着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的势头。这种消费增长领先于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在过去10余年中形成的。从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来看,1998年至2008年期间为0.903,2008年至2018年期间提高到了1.072。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贯彻实施,预计这个趋势将保持下去。

第三,上述事实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净出口、投资和消费)中,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8年达到76.2%。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城乡居民消费占到70.0%左右,与2008年相比提高幅度巨大。

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需要从前者的三个主要构成因素着力。一是人口因素。这既取决于人口规模,也取决于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正常情况下,需着眼于最大限度提高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即扩大就业;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让劳动者和创业者各就其位,恢复经济活动。二是收入因素。这既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消费倾向。在正常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有助于形成大规模消费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需要进行特别的收入扶助和消费引导。三是供给因素。其中,包括产出数量和供给品种。在正常情况下,应着眼于服务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推动服务业复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平台,创新服务新模式,提升商业便利性。

充分挖掘消费需求潜力的着力点

鉴于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也是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及之后,促进第三产业复工复产和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便成为恢复经济活动、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的切入口。在之后促进居民消费活动逐渐回归正常的同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殊消费潜力值得关注,未来可通过市场细分策略予以充分挖掘。

一是可补偿性消费。通常,冲击性事件对正常消费产生的抑制得到解除后,消费者从实际需要和心理因素两方面产生一种补偿性消费倾向。这时,消费者对于那些需求弹性大,同时也是消费受到最明显抑制的商品,会产生超常规的购买需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消费减少的一些家庭用品,特别是相对高端并且不适宜线上购买的品牌商品即属于此类。最近一些消费意向调查显示,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的这种补偿性消费已经在跃跃欲试。

二是可替代性消费。在某些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那些具有相同效用或者相似消费偏好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可以成为替代消费的对象。受疫情影响最大并且恢复起来难度较大的聚集性、体验式消费,如旅游、影剧院消费、群体性消费等,便可以转向更加私密性且具有类似效用的其他消费项目或采用不同的消费模式。比如,传统的组团式和以景点为目标的旅游项目,不仅可能被更加个体化和分散化的休闲式、知识性旅游项目所替代,而且可能形成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三是可引导性消费。这主要是指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消费者偏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培养的消费内容。受此次疫情影响,人们对与健康生活相关的新型消费需求必然会不断提升。比如,人们对保健类产品、体育健身活动、改善家居卫生和环境的装修以及更具私密性的交通工具等的需求,未来都可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要看到,未来从上述方面挖掘额外的消费需求潜力,需要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力。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失的情形,形成一种重大的负外部性,意味着市场出现了暂时性的失灵。这时,加快修复乃至补偿已有的损失,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包括对低收入者和受冲击者进行补贴,增强其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对第三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的援助和扶持,从供需两方面做好准备,迎接预期的消费高潮。同时,还要鼓励和引导消费服务业创新经营模式,特别是围绕电子商务新业态、社区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创新发展,以线上消费带动线下消费,从而更好推动潜在消费倾向转化为现实消费活动。

(经济日报)


陈雨露:疫情并未影响金融业对外开放既定进程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近日在《中国金融》撰文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政策导向,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不会受到疫情影响。疫情并未影响既定的金融开放措施落地节奏,相关外资机构准入及法律修订工作依然在有序进行。

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中有11条涉及对外开放的措施,就是一次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金融开放的充分体现。

文章介绍,近两年来,金融部门按照扩大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在银行、证券、保险及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开放措施。目前,绝大多数开放措施已经落地,少数几条措施正在修改对应的法律法规,不少外资机构已经获准实现对相关金融机构的控股,或进入中国市场实际开展业务。

文章称,金融业开放不必然意味着增加风险。能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主要取决于金融监管制度是否完善、金融市场是否有效、市场约束是否刚性、金融机构是否有良好的风险控制水平。近年来,我国系统性风险的评估、防范、预警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以及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逐步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日益完备,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幅增强,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是有效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当然,扩大金融业开放确实可能对监管提出新的挑战。陈雨露指出,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尽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要继续建立健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重,防范短期投机性资本大进大出。同时,还要加强跨境监管和处置合作,全面落实金融领域的关键国际标准和准则,降低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染,坚决维护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陈雨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协同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驾马车”,进一步推动形成金融领域制度性、系统性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中国证券网)


朱民:今后5年的经济增长决定今后50年的发展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演讲中指出,中国今后5年的经济增长会决定今后50年的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在今后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一个往上走的轨迹,我们就会朝着高收入国家发展,逐渐走向强国,走向民族复兴。

我们今后5年的经济增长会决定今后50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今后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一个往上走的轨迹,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朝着高收入国家发展,逐渐走向一个强国,走向一个民族复兴。

上世纪60年代时候,新兴经济国家的平均GDP只占美国GDP的15%左右,但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挺高的,3%左右。上世纪60年代新兴经济国家增长发展都很好,一直往前走,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新兴经济国家整个增长发生了变化,它的增长速度没变,但是这个时候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增长速度上去了,所以它的赶超速度没有美国的增长快,它反而回去了,以后增长速度下降。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们知道我们经历了拉美经济危机,所以整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被赶超,它还是维持在22.5%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水平。增长速度在波动,但是没有赶超。一直到进入新世纪以来,速度又开始回升达到6%,逐渐赶过美国。特别是金融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新兴经济国家经济速度放缓,所以不断赶超,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整个比重也达到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水平的27.5%左右。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拉美经济增长的追赶之路。

1962年到1966年,拉美当时有3个百分点GDP增长,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占美国比重达到28%,但是以后拉美增长速度逐渐下跌,整个增长速度下跌。世界都在进步,美国在往前走,拉美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所以它没有赶超它反而倒退了,上世纪80年代危机后倒退很厉害。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拉美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起来,又走了一个循环。还是进入新世纪,2002年到2006年逐渐开始赶超,到今天,从五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数做的数据来看,增长速度也就在1.5%左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今天拉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占美国的比重和50年以前占的比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和挑战,这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段过不去。也就是说50年来,相对于美国,拉美经济并没有增长。(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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