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对投资机构准入条件和申请方式做出了规定。明确了主权类机构和商业类机构应满足的准入条件，以及银行间市场交易准入申请审批机构等；二是规定了交易流程；三是对托管方式做出了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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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毫不松懈抓好防洪救灾，抓紧推进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迅速调度各地受灾及灾损情况，及时研究资金分配方案，9月2日中央财政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8亿元，用于支持安徽、四川、重庆等11省（市）受灾地区水毁水利设施修复，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渔业灾后恢复生产等，为尽快开展灾后重建，减少农业农民因灾损失，保障秋粮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财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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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实现车险高质量发展，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的出台，是落实《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重要举措。《指导意见》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人民导向、市场导向、发展导向、渐进方式实施车险综合改革，健全市场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强化监管，促进车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指导意见》共9部分。一是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主要目标，短期内将“降价、增保、提质”作为阶段性目标。二是提升交强险保障水平，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优化道路交通事故费率浮动系数。三是拓展和优化商车险保障服务，理顺商车险主险和附加险责任，优化商车险保障服务，提升责任限额，丰富商车险产品。四是健全商车险条款费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行业纯风险保费测算机制，合理下调附加费用率，逐步放开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优化无赔款优待系数，科学设定手续费比例上限。五是改革车险产品准入和管理方式，发布新的交强险产品和商车险示范产品，将商车险示范产品的准入方式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支持中小财险公司优先开发差异化的创新产品。六是推进配套基础建设改革，全面推行车险实名缴费制度，积极推广电子保单制度，加强新技术研究应用。七是全面加强和改进车险监管，完善费率回溯和产品纠偏机制，提高准备金监管有效性，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刚性约束，强化中介监管，防范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八是明确重点任务职责分工，监管部门要发挥统筹推进作用，财险公司要履行市场主体职责，相关单位要做好配套技术支持。九是强化保障落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跟进督促，做好宣传引导。

《指导意见》将于2020年9月19日开始实施。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指导各银保监局、财产保险公司和相关单位做好改革各项工作，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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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副行长刘国强2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继续坚持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金融对外开放是中国自己的需要，是利益所在，是理性选择。

对于下一步考虑，刘国强谈到，一是确保各项已经宣布的开放措施落地，完善相应的政策制度，促进有序衔接。二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结合中国的国情，并参考国际上的最佳实践，完善监管标准、会计准则等制度和安排，使监管能力和开放水平相适应。四是维护完善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更加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中国金融新闻网）

他个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世界经济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方面。国民经济学涉及到宏观、中观、微观。我个人认为, 国民经济学和宏观管理的关系更为紧密。就宏观管理来说,我想讲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西方在向我们学习,这是我们最好的发展机遇。这是2012年史蒂芬·罗奇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说的。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其实已经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恢复经济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怎么从危机走出去?罗奇建议要向中国学习。我认为中国的战略非常重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部门是三家,不仅有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有发改委,特别强调发改委是第一位的主导宏观经济管理的部门。这个战略规划在我们整个经济管理里面处在最重要的位置。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在思考,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那样把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结合起来,为什么没有发改委这样的部门。未来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等很多方面,需要从中长期规划的角度来实现,所以中国的三架马车是中国的机遇。

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反思最多的,就是这些国家只关注就业、资产价格等总量指标, 但是没有关注到杠杆率、对外失衡等结构性指标。所以,现在发达国家认为,结构性管理极其重要,而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管理、资本管理等结构性管理在中国已经持续很多年。在以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以上这些结构性管理都被看做是对市场的扭曲,发展中国家不知道怎样纠正被市场经济搞坏的东西。在今天,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实行这些结构性管理。我想,这些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可以自信地研究中国的宏观调控。以前中国宏观调控都是学习西方,唯恐我们和人家不同;而现在我们恰恰在为现代经济学提供经验。

第二点是中国宏观调控如何创新。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宏观调控并不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善意,政府就对所有人都好。宏观调控中存在博弈和反馈。政府出台政策的时候其实是被很多利益集团绑架了。政府认为那是一个很公正的政策,其实未必。为什么中国城乡差别、三农问题解决不了?我经常想中国农民的利益,有谁在中央作为其代言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农民的政策、三农政策总是解决不了。第二,对于地方利益来说,利益主体相互竞争的状态一直没有形成,并且我们防止它形成,因为担心做大以后会很麻烦。如果未来在新常态下没有地方之间竞争,那就会出现经济活力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给地方积极性。第三,给地方立法权是非常好的,让地方发挥自主能动性有非常大的好处。第四,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没有形成机制,只有许多参照标准。我们的做法是出现一个问题就采取一个办法,或者是出台一系列政策,并且有可能这些政策超出常规的范式。怎样建立一个良好的决策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下面这些事情做不好的话,可能这个机会就丧失了。第一,国民经济学最要做的事是什么?最要做的事不是获得诺贝尔奖,而是要解决中国问题,避免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把经济管理好是国民经济学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在这样管理和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中国特色的经验。有了中国道路自信,然后才有理论自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中国自信。（长安街读书会）

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与中制智库理事长兼研究院院长新望一起在“中国制造大讲堂”直播间探讨了“战疫经济学的财富逻辑”话题。

会上，刘世锦说，我们的宏观的杠杆率现在实际上已经在提升了，我们希望它不要再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我们要防止防控金融风险，其实根据现在有些方面的迹象或者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其实金融风险在有些方面是有可能是在是在衍生的，甚至是在扩大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的拓宽支持实体经济提高生产率的渠道。(新浪财经)